读懂广州·粤韵丨品古今老外赞商都 赏机遇之城耀千年

  “泰克兰城（即广州）久已慕名……世界城中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所不能及。”600多年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用这样的文字形容他心目中的广州。

  “州”立于江海上，“广”通于四海间。自秦汉以来，广州始终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姿态，塑造开放包容的城市国际形象，穿越波澜历史，屹立千年不衰。

  两千多年的对外开放，也让广州形成相对成熟的国际化观念、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成为当代广州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

  早在秦汉时期，广州就有了远洋航线和对外贸易。到了汉代，广州的集市上可以买到犀角、玳瑁等异域珍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海面还停泊不少来自古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一带）、印度等地的商船，随船远道而来的有商人，还有宗教人士。早在六朝时期，广州就成了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

  虽然早早就有外国人到来，不过，因历史悠远长久等因素，外国人对广州这座城市的印象鲜有文字记载，唐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旅行手记”算是最早的文献之一。在苏莱曼笔下，广州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由此可见，千年前广州就是高度国际化的商业城市。

  “商船从海外到了中国，就有人来把所有的商货悉数收去，由他代为闭锁在栈房里。在六个月之内，他们担负完全责任，把东西保护得很好，直到最后一条船进了港口为止。”这是唐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旅行手记中关于广州商贸管理的描述。

  唐朝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各国使节、商人纷纷来华。当时，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第一大港，以此为起点的“广州通海夷道”全长约1.4万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海船从广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再进入红海，可到达北非等地。一大批外国人沿着“通海夷道”，来到广州做生意。一时间，广州海港桅樯林立，外国人熙来攘往，奇珍异宝琳琅满目。诚如大诗人刘禹锡所言：“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那时，遥远的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活跃在广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商人（旧称大食）为多。相传，“珠江”就得名于阿拉伯商人购买“阳燧宝珠”的故事。每年春夏，阿拉伯商船满载珍珠、犀角、香料，从西亚、非洲出发，远航至广州销售。到了秋冬季，这些商船又满载中国瓷器、丝绸等返航。当时，中国丝绸、瓷器在阿拉伯被视为珍品，贵族皆以穿上等丝绸为美，陶瓷一般摆放在王宫里或富商家中。

  当时，几乎每个阿拉伯商人都有一个致富梦，他们把广州称作“新卡兰”，有“大中国”的意思。苏莱曼便是千万“追梦”者之一。唐宣宗五年（851年），苏莱曼随商船来到广州。他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说，当时唐人（中国人）设置了专门机构管理外贸，外国人有自己的社区。苏莱曼所说的机构，就是唐代设于广州的市舶使，这也是中国最早管理外贸的机构。他描述的外国人社区就是蕃坊，位于今光塔路一带。在这里聚居的外商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蕃坊里，外国人的风俗、信仰都得到尊重。苏莱曼对这种包容深感欣慰。

  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还能参加科举。公元847年，曾任岭南节度使的卢钧推荐长期侨居广州的大食人李彦昇参加科举考试。次年，李彦昇以进士及第。至晚唐时，侨居在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不乏科举中榜之人。

  当然，苏莱曼是个商人，最关心的还是生意。他看到，当时中国各地的丝绸、陶瓷、铜器等先集中运至广州，再由外商收购，销往西亚、北非、欧洲等地。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广府（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

  宋元时期，广州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记载，宋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元人陈大震则在《南海志》里说，当时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广州有贸易往来。

  这一时期，大批外国人在广州定居，被称为“住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穿着不同的服饰，出入广州街巷，是一大风景，让宋人陶弼不由得感慨：“外国衣装盛，中原气象非。”不少外商携妻带子来华侨居，更不可思议的是本地人与外商通婚。据文献记载，当时有一位叫蒲里亚的外商，在广州娶了妻子后，不想返回本国做生意了。皇帝宋高宗担心“里亚不归”，会影响广州市舶收入，于是诏令广州地方官员劝说蒲里亚归国，继续从事贸易往来。

  广东画家莫格伯作品《海山晓霁》。海山楼是宋代地方官招待外商的场所，曾位于现北京路附近。（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供图）

  当时，广州对外商很友好，外商来时，地方官热情欢迎；外商去时，地方官也会奉上物资与精神奖励。涉外管理也很人性化。比如，宋代明文规定“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有发生市舶官员侵吞舶商利益的，外国舶商可以直接向官府申诉；外商及家属可以自由进出广州并长期居住，还可以购买房产。当时外商居住的蕃坊就在新筑的西城之内。蕃坊的管理者被称为蕃长，也是由外商中选出。蕃长要做的事很多，其中有一项很特别，就是向外宣传广州，邀请故土父老来广州一起发财，这算是广州最早的国际招商了。

  众多蕃长中，当属辛押陀罗最有传奇色彩。辛押陀罗是位大长老，长期在广州做香料生意，发了大财。按照宋人苏辙在《龙川略志》里所说，“蕃商辛押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要知道，当时大宋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几千万贯（缗），可见辛押陀罗财力之雄厚。辛押陀罗任职蕃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阿拉伯商人发出大量招商文书，介绍大宋的外贸政策和广州的商业环境，一大批阿拉伯商人受此吸引，纷纷来到广州“创业”。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辛押陀罗准备回国。宋神宗念其招商有功，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后来又将其封为归德将军，批复文书还是北宋大才子苏轼写的。遗憾的是，辛押陀罗返回阿拉伯后就辞世了，把巨额家产留在广州。当时有人提出，可按绝户案处理，将其家产充公。出人意料的是，苏轼的弟弟苏辙最终裁定，万贯家产由辛押陀罗在广州的养子继承。此案由此成了当时广州乃至大宋善待外商的一段佳话。

  古广州一直是众多外国商人的梦想之地。著名古波斯诗人萨第在《蔷薇园》中写道，一名中东商人向其描述说：“我准备把波斯的硫磺运到中国去卖，据我所知，硫磺在那里可以售得高价。然后再把中国的陶器运到希腊……”这样，他就能轻松实现财务自由，继而“退出江湖”，享受生活。

  明清时期，广州通往欧洲、南美、北美以及大洋洲的航线得以开辟，形成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网络。这一时期，穿梭在珠江上的外国商人，更多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地。他们眼里的广州，不仅是“东方威尼斯”，更是“全球商贸之都”。“Canton”（早期广州音译）一词在18、19世纪风靡全球，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对外商贸活动的繁荣，将广州与世界紧密相连;对外交流与融合,造就广州独有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也成为孕育国际化、全球化视野与气质的文化土壤。

  陶瓷、丝绸、茶叶等中国货自古很受欧洲人欢迎，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中东、印度等地的商人贩运过去的。15世纪后，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大批欧洲商人直接来到广州，与本地人贸易。明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年-1644年），广州每年举行定期集市，地点在珠江江心的海珠石上。参与的外商主要是葡萄牙人，仅明万历年间，葡萄牙人每年收购并运往印度的中国生丝达3000担，到明崇祯年间，每年增至6000多担。

  明代的“广交会”成为珠江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商人、传教士纷至沓来。在他们笔下，广州既是水上之城，又是中国陆海货物集散地。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多默·皮列士在其所著的《东方志》中称赞广州是“全中国无论陆路还是海路大批商品装卸之地”。

  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曾说：广州是“最开放和自由的交易地点”，辽阔而富庶。当然，这位来自欧洲的记录者很清楚，广州的财富源泉在于海上贸易。葡萄牙人每年两次带着各国货物来到广州交易，中国大部分商品也由此处运往各地。

  今十八甫路上的怀远驿遗址就是明代广州接待外商的场所，被誉为当时的“国宾馆”。据广州博物馆研究人员介绍，明代广州是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涉外接待”任务繁重，作为“洋人”主要下榻地，怀远驿仅房屋便有120多间，陈设更是富丽堂皇。如今，这里还剩下一条街巷和后人修建的一堵文化墙，可以唤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追忆。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再次“一口通商”，珠江更为繁忙，广州成为欧美商人心目中的“世界贸易交流大都会”。

  清代广州“一口通商”12年后，英国人威廉·希基跟随商船来广州游玩，但见珠江上船只如梭，络绎不绝，俨然一座繁华的水上浮城。他将珠江与伦敦的泰晤士河作了比较：（广州）河道景色，就如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盛，“长河上大大小小的船艇绵延数里，令人叹为观止。”

  广州的商业机会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按捺不住了。1784年，美国商人莫里斯联合纽约商界，购置一艘重达360吨的商船，特意取了一个颇有中国风的名字——“中国皇后号”，开始远航广州。同年8月，“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港。翌年，“中国皇后号”满载中国茶叶等货物返航。很快，这些货物被抢购一空，莫里斯赚得盆满钵满。当年阿拉伯人的“广州梦”又在欧美重现，一些新建的城镇甚至被直接命名为“Canton”，这是当时广州一词的英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出入广州的商人，欧美国家的普通百姓对广州并不是非常了解，但“Canton”一词指代广州这一世界贸易之都，却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直到今日，“Canton”一词仍是公认的广州英译名之一。

  广州人也积极把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在“中国皇后号”返航约10年后，跟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托马斯在十三行商馆附近逛了逛。他发现，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很像威尼斯。“他们所卖商品的名称都用罗马字写在每家店铺的门上。更让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还十分好。”他在书中写道。

  托马斯笔下的广州已具有了国际性城市的明显特征。几十年后的美国人威廉·亨特对这一看法非常赞同。“珠江，通称为省河，其时河面上挤满船只……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政府的巡船和花艇，其数目是惊人的。此外，还有舢板，以及来往河南的渡船……总而言之，这条江给人一种极好的感觉——活动毫不停息，生机勃发，愉快欢畅……”在亨特笔下，广州同样是一座繁盛的商业之都。

  在《旧中国杂记》一书中，亨特极力塑造了广州这一生机勃勃的中西贸易交流大都会的形象，获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

  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伊凡不远万里奔赴广州，就为了一览这座久负盛名的东方城市，看一看这里纵横交错的水道以及成百上千的大商船。让他遗憾的是，最终他未能进入城墙内参观，足迹仅限于城墙外的商贸区。伊凡看到的十三行商馆区，“就像巴黎的林荫大道，是广州最热闹最整洁最富裕的商业中心”。

  清末民初，广州得风气之先，是中西文化交融最为繁盛之地。日本学者菊池秀明曾以“南来之风”一词，形容当时广州接受外来科技新知的盛况。特别是20世纪初，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鼓励海外华侨回国兴办实业，一大批多年在外国打拼的华人大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广州陆续兴办工业、商业、交通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电灯公司、第一家橡胶公司等均出现在广州。

  1936年到1937年间，美国人哈里森·布朗华用摄影机记录了当时广州的城市面貌，给很多外国人留下“繁华都市”的印象。在他的镜头下，当时的珠江渡船密集，江畔海关大楼巍峨壮观；长堤一带高楼林立，其中高16层的爱群大酒店因建筑风格独特，曾雄踞广州第一高楼宝座长达30年之久。

  在西关桨栏路上，布朗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两旁商铺热闹非常。他发现，这条街道只有300米，却被称为“小米兰”，其商业繁荣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千年商都不断前进，外国人对广州的品读也一直更新。20世纪50年代，对外国人来说，那时的中国显得神秘而又让人期待。当时，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多借助于摄影师以及广交会。在他们的镜头里、观感中，广州是一个充满激情、贸易活跃、工业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桥头堡。

  1957年，27岁的美国人科恩带着一台16毫米的摄像机，辗转9天来到中国。科恩自北向南，走访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八个城市。在科恩拍摄的作品中，有关广州的内容约占20%，镜头中有重点工程与知名景点，也有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所。后来，科恩拿着这些照片来到广州，旧地重游。他看着一张张旧照片，感慨地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

  就在科恩初次到访广州的第二年，一名英国商人在印尼的《生活报》上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人的公开信：“我能告诉在中国的朋友们，我非常钦佩你们，并祝你们贸易鼎盛，工业发达。”这位外国人对中国“贸易鼎盛，工业发达”的印象，就源自广州。20世纪50年代在广州举办的广交会，重现历史上“货聚广州，通达全球”的盛况。上述信件，正是这位英国商人参加1958年广交会后的感受。

  当时，世界通过广交会一窥中国。美国《商业日报》曾报道称，当时“广交会是中国通往国际市场的唯一窗口”。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与夫人访华，就是由香港到深圳，再坐火车到达广州，最后才到达北京。富尔回国后，连续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文章谈论观感，其中，描述广州的篇幅超过三分之一。“广州最使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商业极其发达。”

  约10年后，有“中国先生”之称的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第一次访问广州。“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里欢迎我到来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了许多活力，对我很友好。那时我就预想，这群年轻人一定能把中国建设好。”40多年后，拉法兰在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说。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广州得风气之先，成为全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创下无数个体制机制破冰的“全国第一”。当时，广州就是外国人心中的“机遇之城”。1979年春交会期间，美国一家公司还特意在《广州日报》上刊登了广告，而在当时的中国，刊播广告的媒体屈指可数。

  1985年10月，几个来自西门子的工作人员在花园酒店租下几间客房，凭着仅有的几台电话、打印机和电传机，开始了世界企业的广州之旅。他们没举办任何仪式，只是在一块铜制牌匾上刻了一串英文字母，挂在办公室门前。世界制造业巨头西门子就这样进入广州，并迅速在电力、医疗、通信、自动化和交通等领域大显身手。

  1988年，世界日化巨头宝洁公司将广州作为其进入内地的起航点。宝洁在内地的第一个工厂位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路一号，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滩蕉林。如今，宝洁公司在中国内地已有8家工厂，22个分销中心。回忆起当初相中广州的原因，宝洁公司相关负责人曾这样说，改革开放10年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大好，而广州毗邻香港、澳门，辐射亚太，市场成熟度高，并首创一系列对外服务政策，很多外企自然会将这里当作进军内地的最佳启航地。

  随后，安利、龙沙、阿斯利康、沃尔玛、山姆会员商店等众多跨国企业、世界500强逐渐汇聚而来。如今广州贸易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有4万多家外资企业，仅在广州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就有330多家。它们的选择，正是对广州这座城市的认可。

  进入21世纪，广州积极推动与海外城市层面多边交流合作，成为外国人心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洽商场所”，“国际会客厅”之名不胫而走。

  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12月报道说：“即使你不想买东西，广州也值得一去。从北京路购物步行街往珠江方向去，大约有数英里的路程，每到一个拐弯处，你都会发现了自己置身于从未见过的贸易新区。轴承街后面就是印刷街，再后面是纽扣街，然后是纺织街。欣欣向荣，充满了许多活力。就是这种商业活力，把中国建设成了全球经济发动机。”

  2017年，苹果CEO库克第一次来广州。他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广州是全球最现代化的地方之一，“我很喜欢广州，因为这是一个有活力有朝气的城市。”

  一系列国际盛会在广州架起一条条沟通中外的桥梁。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在广州开幕，2018年首届全球市长论坛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2019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永久落址广州……

  广州再次架起“丝路金桥”，变成全球读懂中国的样本。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2021年广州经济情况特别报告》称，广州连续四年蝉联“中国最受欢迎的投资城市”称号。

  2023年12月，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在广州参加全球市长大会时表示，广州连接中国和世界，创新、活力和包容让人印象深刻。

  广州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仅有的超过两千年从未衰落、今天依然繁荣的现代商业城市。她因开放而长盛不衰，因包容而生机勃勃，传统与现代共生，本土与国际共存，丰富多元的文化力量，都在这座城市平衡共生，形成合力，助推广州成为今日世界的一线城市。恰如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兼《财富》杂志主编穆瑞澜所言：“广州的开放史就是最大的财富，它是中国与世界别的地方对接的最强纽带。”

  在广州的街道上，市民们来来往往，人数众多。这里有富裕的原料，很多手工艺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彩色丝线盘曲的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都是绝妙的艺术品。

  本届交易会的产品，包括土产和制成品，种类都比上届多，质地也大有改进。每一个人看到这样了不起的进展，怎能不惊奇与羡慕？

  广州永远都是一个贸易中心……这才是中国真正做生意的地方。广州是世界上最好最实际的商业学校，这里教会我所需要的一切。经历过挫折与成功，我感觉自己正和这座城市一起成长。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俊杰、高鹤涛、莫伟浓、陈忧子、李波、王燕、杨耀烨（除署名外）